從頭細說工具書

從事農作者需要農具，從事畫事者需要畫筆，然則從事學術者焉可沒有工具？

工具書是搜集材料，加以編排，使學者迅速查考治學資料及解答治學問題的書。

“工具”一詞可能略帶貶義，而學者重道輕器，恥談工具，故此 “工具書” 往往被改名換姓，稱為 “參考書”。甚至圖書館放置工具書的部門也在門上大書 “參考閱覽室”。

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為免概念混亂，影響腦細胞的清醒度，一般誤稱為 “參考書” 而實質為 “工具書” 的冊籍應予正名。而且，工具書也應 “恢復名譽”。言志載道的書固然崇高，登錄資料的書也不可恥，反而前者可能充斥愚味與偏見，而後者往往翔實而客觀。五穀豐登以後拋棄耒耜，研究有成以後遺忘工具書，其罪應與數典忘祖相同。所謂 “參考”，是 “參合他事他說而考察之。”〈《辭海 1979 年版》，頁 478〉故此，研讀《韓非子》，則《老子》、《商君書》，甚至《中國哲學史》都是參考書，而《韓非子索引》、《中國哲學家辭典》則是工具書，兩類書不應混淆。

《中國哲學史》與《中國哲學家辭典》可能包含很相似的內容，都有助讀者認識中國思想發展。一部中國哲學家辭典可算是以人為本位的哲學史，但我們仍稱之為工具書，為甚麼？試以韓非子為例略作解釋。一部中國哲學家辭典的介紹可能是：

戰國末期著名思想家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。主張法術勢結合，刻薄寡恩……

而一部中國哲學史介紹韓非子的部分可能這樣開章明義：

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、法家著作的竹簡木片成為諸侯的功令時，出現了一位以鋼鐵為神經的思想家。他把法、術、勢三種金屬鎔鑄成極堅硬的合金，又把法家各種思想的支流匯成大河……

由此可見，工具書的筆調與一般閱讀書大不相同。工具書不講文筆，其文字簡明概括而枯燥。沒有一個智慧成熟的學者會把工具書封面讀至封底。因為工具書供人查考，而非供人閱讀，所以它提供資料的方式是簡括的，以便查考者能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所需資料，滿意而退。文藝腔調、修辭技巧，工具書都不講究。劉勰論及 “翠綸桂餌，反所以失魚。” 此論正為工具書而設。

簡明概括以外，工具書款目內的資料應以最濃縮的形態出之，盡去資料以外的枝葉。因此之故，工具書款目往往有固定格局。使熟習的使用者查考資料一索即得，成為近乎本能的反應。例如字典辭書常把本義、引申義、假借義等按一定次序編排，標以墨圍字體。更明顯的是好些學者教授的傳記辭典把傳主的資料分析編碼，如 1. 出生年月日、2. 出生地、3. 夫或妻姓名、4. 子女數目、5. 畢業學校、6. 學位年份……以至“N逝世年月日”。人們己經詬病現代社會中國人數碼化的冷酷性，現在更要忍受把個人資料分解得支離破碎，目無全牛。而“N逝世年月日”的預設更使人頓興 “去日無多” 或至少 “吾生也有涯” 的感慨。然而，不論你喜歡與否，這正是傳記辭典發揮其工具性的所在。

工具書的一大特點就是如此。其他書籍，尤其是經典著作，需要從頭至尾細細閱讀 (至少作者主觀願望如此)；而工具書，只有當遇到疑難問題需要解決時才去翻檢。使用工具書這種行為，我們稱之為 “用書” 或 “查書”，而不叫做 “讀書” 或 “看書”。

有例必有例外 (此例似乎沒有例外)，所以書架上偶然出現可讀性甚高的工具書，譬如某些傳記辭典、少年百科全書等。這種情況涉及動機與效果問題，而且作家編者往往在作書編書時並不必要想到他們的產品要放在 “參考閱覽室” 或普通書庫，所以出現這種 “邊緣性工具書”。對於類此之作，不必勉強劃分。如果必須予以褒貶，我只能說它們很可能是 “好書”，但不一定是 “好工具書”。

前面提及工具書應使查考者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所需資料，這就構成工具書的另一特點。工具非 “閒書”，而是 “忙書”。我們查考工具書往往是在匆忙之中，例如文思泉湧的寫作、思想活躍的研究或與朋友面紅耳熱的爭辯時，常會碰到問題急求解答，這時的心理狀態刻不容緩的，必須得心應手而後快。所以優良的工具書都應以最便捷的方法編排資料。

甚麼是最便捷的編排方法？答案是因書而異。有以下幾種可能性：

字序式，如多數字典辭書、百科全書。因為是字典通常採用的方法，又稱 “字典式” 編排。

時序式，如年表、年譜。

表列式，如統計表、對照表。

分區式，如地圖。

系統式，如多數書目、手冊、年鑑。分類法就是一種很常用的系統式編排。

雖然每種工具書的性質已先天地決定它的編排方法，但以杳考者的習慣而言 (尤其是非專家的查考者)，到底以字序式最為便利。所以非字序式編排的工具書往往有字序式的輔助索引。例如地圖絕大多數分區編排，也絕大多數附有地名索引。分區式是唯一表達某地的位置形勢的編排方法，但即使是地理學家也不一定知道某地在某區某圖，況且某地可能出現在多幅地圖之上，地名索引對此種情況可以產生互見的作用。

即使同一類工具書，編排方法也非一成不變。索引的編排相當固定，但書目就多采多姿了：治學指引書目宜系統式，著作書目宜字序式，個人書目宜時序式，地方文獻書目宜分區式，不一而足。

除了上面提及的筆法問題外，工具書講究便捷的編排方法也構成 “不可閱讀性” 的理由。譬如文學家辭典，為了查考方便而按字序編排，且看以下的可能情況：

李玉 ─ (明)

李白 ─ (唐，701 – 762)

李盆 ─ (唐，748 – 827)

李邕 ─ (唐，678 – 747)

李密 ─ (晉，224 – 287)

且不說晉人在唐人之後，明人與唐人並肩，即使三位唐人次序也是前後顛倒。閱讀這樣的辭典，不會給讀者完整的印象，邏輯的條理，或文學發展的知識。假如把以上五則傳記排列成李密－李邕－李白－李益－李玉 (或依時序加上任何數目的李姓文學家)，那麼除了李氏宗親會表揚先賢外，恐怕任何人對此書都不感興趣。或曰，把採進辭典的所有文學家都按時序編排，不是可見發展輪廓嗎？我的答案是：編一部時序的文學家辭典，倒不如編一部文學史。

工具書之為用不宜忽視，但也不宜誇大。

我們讀書種子經常從事閱讀寫作 (但願如此)，總會遭遇到疑問和難題。這些疑難可以分為兩類：

語言的，如一個字不懂讀音、一個詞不會解釋、一個成語不明確義等。

資料的，如一則故實不知出處、一位作者不知生卒、一個古地名不知當今何地、一個年號不知公元等。

疑難的產生，可以出自讀者的無知，或作者的疏忽。只有 “不求解” 或 “盡信書” 的讀者。才會免於疑難。腹中問號越多，讀書能力越高。但滿腹疑團若不消化，可以引起治學上的胃病，即使不致潰瘍，至少會食慾不振，減低對知識的胃納。消化這些問號，最宜以工具書為本草。當我們對所遇難題都有把握迎刃解決時，可算達到讀書如有神的境界。

只有善於運用工具書，才算善讀書，才可窺知識之門徑，坐學問之廊廡。不過，工具書到底非學問本身，只輔助治學而已。是學問途徑，不是目的。

熟讀《莊子》以後，是否不需要《莊子引得》呢？其實不然，《莊子引得》對於莊學專家還有其用場。例如從引得中查考 “無為” 一詞可以貫串全書表達 “無為” 的完整概念，查考 “孔子” 一詞可以證實莊周自言 “以重言為真” 的確實性。(若單憑記憶，可能會掛一漏萬。)

但單抱住一部《莊子引得》，卻不可能了解莊子哲學！工具書的功用應作如是觀。



		從事農作者需要農具，從事畫事者需要畫筆，然則從事學術者焉可沒有工具？工具書是搜集材料，加以編排，使學者迅速查考治學資料及解答治學問題的書。 “工具”一詞可能略帶貶義，而學者重道輕器，恥談工具，故此 “工具書” 往往被改名換姓，稱為 “參考書”。甚至圖書館放置工具書的部門也在門上大書 “參考閱覽室”。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！”為免概念混亂，影響腦細胞的清醒度，一般誤稱為 “參考書” 而實質為 “工具書” 的冊籍應予正名。而且，工具書也應 “恢復名譽”。言志載道的書固然崇高，登錄資料的書也不可恥，反而前者可能充斥愚味與偏見，而後者往往翔實而客觀。五穀豐登以後拋棄耒耜，研究有成以後遺忘工具書，其罪應與數典忘祖相同。所謂 “參考”，是 “參合他事他說而考察之。”〈《辭海 1979 年版》，頁 478〉故此，研讀《韓非子》，則《老子》、《商君書》，甚至《中國哲學史》都是參考書，而《韓非子索引》、《中國哲學家辭典》則是工具書，兩類書不應混淆。《中國哲學史》與《中國哲學家辭典》可能包含很相似的內容，都有助讀者認識中國思想發展。一部中國哲學家辭典可算是以人為本位的哲學史，但我們仍稱之為工具書，為甚麼？試以韓非子為例略作解釋。一部中國哲學家辭典的介紹可能是：戰國末期著名思想家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。主張法術勢結合，刻薄寡恩…… 而一部中國哲學史介紹韓非子的部分可能這樣開章明義：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、法家著作的竹簡木片成為諸侯的功令時，出現了一位以鋼鐵為神經的思想家。他把法、術、勢三種金屬鎔鑄成極堅硬的合金，又把法家各種思想的支流匯成大河…… 由此可見，工具書的筆調與一般閱讀書大不相同。工具書不講文筆，其文字簡明概括而枯燥。沒有一個智慧成熟的學者會把工具書封面讀至封底。因為工具書供人查考，而非供人閱讀，所以它提供資料的方式是簡括的，以便查考者能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所需資料，滿意而退。文藝腔調、修辭技巧，工具書都不講究。劉勰論及 “翠綸桂餌，反所以失魚。” 此論正為工具書而設。簡明概括以外，工具書款目內的資料應以最濃縮的形態出之，盡去資料以外的枝葉。因此之故，工具書款目往往有固定格局。使熟習的使用者查考資料一索即得，成為近乎本能的反應。例如字典辭書常把本義、引申義、假借義等按一定次序編排，標以墨圍字體。更明顯的是好些學者教授的傳記辭典把傳主的資料分析編碼，如 1. 出生年月日、2. 出生地、3. 夫或妻姓名、4. 子女數目、5. 畢業學校、6. 學位年份……以至“N逝世年月日”。人們己經詬病現代社會中國人數碼化的冷酷性，現在更要忍受把個人資料分解得支離破碎，目無全牛。而“N逝世年月日”的預設更使人頓興 “去日無多” 或至少 “吾生也有涯” 的感慨。然而，不論你喜歡與否，這正是傳記辭典發揮其工具性的所在。工具書的一大特點就是如此。其他書籍，尤其是經典著作，需要從頭至尾細細閱讀 (至少作者主觀願望如此)；而工具書，只有當遇到疑難問題需要解決時才去翻檢。使用工具書這種行為，我們稱之為 “用書” 或 “查書”，而不叫做 “讀書” 或 “看書”。有例必有例外 (此例似乎沒有例外)，所以書架上偶然出現可讀性甚高的工具書，譬如某些傳記辭典、少年百科全書等。這種情況涉及動機與效果問題，而且作家編者往往在作書編書時並不必要想到他們的產品要放在 “參考閱覽室” 或普通書庫，所以出現這種 “邊緣性工具書”。對於類此之作，不必勉強劃分。如果必須予以褒貶，我只能說它們很可能是 “好書”，但不一定是 “好工具書”。前面提及工具書應使查考者在最短時間內獲得所需資料，這就構成工具書的另一特點。工具非 “閒書”，而是 “忙書”。我們查考工具書往往是在匆忙之中，例如文思泉湧的寫作、思想活躍的研究或與朋友面紅耳熱的爭辯時，常會碰到問題急求解答，這時的心理狀態刻不容緩的，必須得心應手而後快。所以優良的工具書都應以最便捷的方法編排資料。甚麼是最便捷的編排方法？答案是因書而異。有以下幾種可能性：字序式，如多數字典辭書、百科全書。因為是字典通常採用的方法，又稱 “字典式” 編排。時序式，如年表、年譜。表列式，如統計表、對照表。分區式，如地圖。系統式，如多數書目、手冊、年鑑。分類法就是一種很常用的系統式編排。雖然每種工具書的性質已先天地決定它的編排方法，但以杳考者的習慣而言 (尤其是非專家的查考者)，到底以字序式最為便利。所以非字序式編排的工具書往往有字序式的輔助索引。例如地圖絕大多數分區編排，也絕大多數附有地名索引。分區式是唯一表達某地的位置形勢的編排方法，但即使是地理學家也不一定知道某地在某區某圖，況且某地可能出現在多幅地圖之上，地名索引對此種情況可以產生互見的作用。即使同一類工具書，編排方法也非一成不變。索引的編排相當固定，但書目就多采多姿了：治學指引書目宜系統式，著作書目宜字序式，個人書目宜時序式，地方文獻書目宜分區式，不一而足。除了上面提及的筆法問題外，工具書講究便捷的編排方法也構成 “不可閱讀性” 的理由。譬如文學家辭典，為了查考方便而按字序編排，且看以下的可能情況：李玉 ─ (明) 李白 ─ (唐，701 – 762) 李盆 ─ (唐，748 – 827) 李邕 ─ (唐，678 – 747) 李密 ─ (晉，224 – 287) 且不說晉人在唐人之後，明人與唐人並肩，即使三位唐人次序也是前後顛倒。閱讀這樣的辭典，不會給讀者完整的印象，邏輯的條理，或文學發展的知識。假如把以上五則傳記排列成李密－李邕－李白－李益－李玉 (或依時序加上任何數目的李姓文學家)，那麼除了李氏宗親會表揚先賢外，恐怕任何人對此書都不感興趣。或曰，把採進辭典的所有文學家都按時序編排，不是可見發展輪廓嗎？我的答案是：編一部時序的文學家辭典，倒不如編一部文學史。工具書之為用不宜忽視，但也不宜誇大。我們讀書種子經常從事閱讀寫作 (但願如此)，總會遭遇到疑問和難題。這些疑難可以分為兩類：語言的，如一個字不懂讀音、一個詞不會解釋、一個成語不明確義等。資料的，如一則故實不知出處、一位作者不知生卒、一個古地名不知當今何地、一個年號不知公元等。疑難的產生，可以出自讀者的無知，或作者的疏忽。只有 “不求解” 或 “盡信書” 的讀者。才會免於疑難。腹中問號越多，讀書能力越高。但滿腹疑團若不消化，可以引起治學上的胃病，即使不致潰瘍，至少會食慾不振，減低對知識的胃納。消化這些問號，最宜以工具書為本草。當我們對所遇難題都有把握迎刃解決時，可算達到讀書如有神的境界。只有善於運用工具書，才算善讀書，才可窺知識之門徑，坐學問之廊廡。不過，工具書到底非學問本身，只輔助治學而已。是學問途徑，不是目的。熟讀《莊子》以後，是否不需要《莊子引得》呢？其實不然，《莊子引得》對於莊學專家還有其用場。例如從引得中查考 “無為” 一詞可以貫串全書表達 “無為” 的完整概念，查考 “孔子” 一詞可以證實莊周自言 “以重言為真” 的確實性。(若單憑記憶，可能會掛一漏萬。) 但單抱住一部《莊子引得》，卻不可能了解莊子哲學！工具書的功用應作如是觀。